大中华圈内黄土的儿女
——岳南答《齐鲁晚报》记者马纯潇先生问
岳南近照
一，关于《南渡北归》
问：岳老师，您最近刚刚出了《岳南中华史》，但是在聊新书之前我还是想先从《南渡北归》聊起，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南渡北归”就是岳南的标签，甚至“南渡北归”比“岳南”还有名。在“南渡北归”之前您是作家岳南，“南渡北归”之后您就是著名作家岳南了。这种看法对不对？请您谈一谈《南渡北归》给您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答：十年前《南渡北归》三卷本出版发行，引起媒体和读者关注，当时媒体做了大量报道，记得我连着二个月基本没闲着，整天接待记者或接受相关单位如大学与书店等邀请演讲，最后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了，不得不住院接受一种叫做雾化的治疗。要说著名不著名，这事很难说清楚。记得三十年前我的《风雪定陵》出版的时候，也曾经引起过反响，许多媒体报道或连载，1996年在台湾出版时还获得当年《中国时报》年度十大好书奖，那时获这个奖不容易，评委们要争论好几天才能最后选出来，后来我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任驻校作家，碰到了一个教授，他是当年“十大好书”的评委之一，他对我说，当年还有“外来”或“外省人”意识，为了推荐你这个书，我们几个评委都拍了桌子，经过几轮争夺，才把你这个地地道道的“外省人”的作品评上。现在想来真不易呵！这个书在台北出版的第二年，台湾有约三十万人到北京昌平十三陵定陵旅游参观，主要是看考古发掘的定陵地下玄宫和万历帝后的棺椁与陪葬品等，其中大部分是因为看了我的《风雪定陵》才专程去的，你说我当时是“著名”还是“不著名”？当然，那时发掘定陵的条件不成熟，好多玄宫出土珍贵文物都损坏了，如出土的大批丝织品等，甚至连皇帝皇后的尸骨都人为地点火烧掉了，这不是不说是一个悲剧。后来，北京老山发现了一座汉墓，中央电视台要直播，专门找我去演播室解说，当然除了我，还有主持人水钧益，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徐苹芳。这个直播到现在还有人记得当时的情景，并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1991年，解放军文艺版。
1996年，台北远流版。
问：您曾经说过最初写作是为了“赚酒钱”，《南渡北归》使您多次登上了作
家富豪榜，不知道为您赚了多少酒钱，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茅台自由”？
答：在之前我曾对媒体说过，写《风雪定陵》的原始动力是为了嫌个酒钱，与朋友同学们一块喝个酒、聊个天，因为当时对考古这门学问一点不懂，认为就是刨坟掘墓，比较热闹、神秘，属于通俗文学范畴，既然是通俗文学就不必认真对待，写一写，挣几个钱费喝个酒就可以了。但当一进入这个领域，发现压根不是那么回事？考古与发掘遣址遣物特别是发掘大型陵寝，这是一件很严肃、严谨，需要好多学问的事，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因而，就对这个事重视了，态度也端正了，当作严肃作品来写，就成了后来大家看到的《风雪定陵》。截止到目前，《风雪定陵》大中国大陆的销量应在七十万册左右，港台地区应在十万册左右，另有英文本、韩文本等在海外国家和地区发行，总起来说，在同体载的书籍中也算是畅销的了。
回到《南渡北归》这套书上来，因而媒体的传播和读者的热心，销量还算好，当年大概销售有十几万套，我也拿到了版税收入，当年好像是拿了185万元，在“中国作家富豪榜”中排第17位。承蒙读者的厚爱，现在这套书每年还保持十万套的销量，总数超过一百万套，接近四百万册。估计以后十年内还会保持这个销量，再往后，不好说了。
至于说到版税问题，我拿的这点版税，对普通作家来说算不少了，但对红一代、红二代，或他们的孝子贤孙，或当代的遍布中国大陆各个角落的贪官污吏来说，还不够他们一顿饭钱。因而，我对外都不好意思提版税的事，只要一想到这事，眼前就浮现出这些红几代与贪官污吏们哪高傲、跋扈、不屑、嘲讽的丑恶嘴脸，心中很不舒服，有无尽的愤懑和悲凉。当然，我的周围还有许多人生活在啼饥号寒之中，在这个国困民乏的小时代，如林觉民《与妻书》所言：“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因而，提到这个话题，我很想和当年的作家老舍一样，
“写一曲最悲的悲剧，屋里充满了无耻的笑声。”
至于“茅台自由”，一是酒本身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人的精神和肉体都是有害的，《尚书》有《酒诰篇》，就是劝酒和戒酒的命令，那是周代的事。酒是粮食做的，那可是人民的血汗，喝酒就等于吸取人民的血汗，偶尔以血换血，以汗换汗，付出劳动，喝一点是可以的，但要有敬畏之心，心中要明白这是人民血汗酿造出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所畏敬天敬地敬人，就是这个道理。再说，我不想把钱浪费在像茅台这种高价格的酒上，让权贵们、红一代、红二代直至万万代们去喝吧。江山是他们的，不是人民的，人民的血汗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打下的江河湖海，随便任意地挥霍糟踏，直至造成酒池肉林。在这个权贵们以民血汗为代价造成的酒池肉林怎么样呢，他们喝了这种毛尿骚儿会怎么样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必然会死，不是醉死就灌死，或脑溢血一气而崩。二是自身还很弱小，房子的贷款与全家的生活必须品如汽车等也花销很大，所谓“长安居，大不易”，在北京安家生活也是如此，因而，隔三差五能喝个北京产的“二锅头”或家乡诸城产的“密州春”就不错了，至于安丘县景芝产的小老虎（“景阳春”），只有朋友如
著名作家晨曦 等大师来的时候才敢喝一点，因为有点贵，不是我这个层次的作家能销费得起的。
岳南（前左二）在山东诸城密州酒业公司董事长、书记陪同下，
观看新出品的“密州春”系列白酒
山东诸城密州酒业公司深培特制的“洞藏酒”
问：在《南渡北归》中您写了非常多的人物，其中哪个人物您最喜欢，哪个最敬佩，有没有哪个人物跟您性格相近？
答：我最喜欢的是山东聊城的傅斯年先生，喜欢的原因是他具有山东人的血性，有大学问、大智慧，敢爱收恨，爱憎分明。在家是孝子，为国是御史，是诤臣，属于不世出的天才和民族栋梁。我不能说与傅先生的性格相近，我只是敬佩，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傅斯年不仅是山东人的骄傲，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最光荣的一面。可惜，天不假年，傅斯年五十岁就在台大校长任上去世了。然而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傅斯年的去世，中国失去了他最天才的爱国者。”我想这是恰当的。傅斯年是“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现在一百年过去了，傅斯年也去世七十年了，我们怀念他，怀念他什么呢，要说的很多，虽然我与傅先生没有见过面，但私淑先生，并认为是隔代“知己”。这里我引用王国维先生给他的老师沈曾植先生的挽词或可代表：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问：看到有材料说，《南渡北归》实际上是在《岳南中华史》过程中的产物，请您谈谈这两部作品的关系。
答：是这样的。我自1990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时候开始涉猎田野考古题材，《风雪定陵》于1991年我毕业的那年出版。之后的三十年，陆陆续续地做着与考古题材有关的访问、写作。2003年，北京“非典”爆发的前夜，我来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采访，后来听说北京开始死人了，不能立即回去，我就去了四川南部的宜宾李庄镇访问。为什么去李庄呢，这是因为我在多年的田野访问中，对遗址发掘的一些问题，如这个土层为何判断是秦汉之前的，这个陶罐为何断定是商前而不是周后？这个建筑遗址为什么是唐代的不是宋代的？考古学者就告诉我说：“这是我们的老师教的，也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我就问：“你的老师是谁？”年轻一点的就答：“是夏鼐、苏秉琦、尹达”等等，而老一些的就答：“是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甚至还有梁思成、林徽因等人。我开始注意到他们的老师群体，后来从资料上知道，这个群体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流亡到长沙、昆明，后来到四川宜宾李庄镇呆了六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才离开。这六年可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六年，对学者们来说也是最艰难的六年，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做学问？等等，我就蒙生了去一探究竟的念头。正好，借这次不能暂时回北京的机会，我就乘公共汽车到了宜宾李庄镇。经过一番访问、勘察，知道了这一个群体的一些情况，并看到了他们当年居住的房屋和留下的一些遗物。经过访问当地群众，有一些老人与这个群体还很熟悉。我当时大受感动，就决定写一本书来表彰这个群体在抗战中为国家民族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们的献身与牺牲精神。这样，我回到北京，很快写完了《天赐王国——三星堆、金沙遗址惊世记》，接着这写了《李庄往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并于2015年出版。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发掘安阳殷墟时，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于工地留影（左起）
《李庄往事》完成之后，感到还有好多可歌可泣的人与事没有写进去，于是决定扩而广之，把当时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一个群体纳入进来，如此再加工，就慢慢形成了《南渡北归》的初稿。后来修改几次，经过八年的努力，总算于2011年出版发行。
大家看到，《南渡北归》中有一大部分是描写考古学家或与之相关的大师，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甚至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清华“四大导师”，以及后来描写的夏鼐、曾昭燏、吴金鼎、石璋如等等，都与当初写作考古题材有关。前几年，我到清华大学拜访杨振宁先生，他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对抗战那一群大师很熟，他就问我：“岳南，你是学考古的？”我说：“不是”。他有些吃惊地说：“你的书里怎么写了那么多考古学家？写的还很细，我还以为是你学考古的呢？”这个问话，足以说明我最初写的考古题材与《南渡北归》的关系了，到现在，我也认为，考古学家这一个群体是很为当年的知识分子群体增色的，也为《南渡北归》增添了光彩。
二，关于《岳南中华史》
问：您在《岳南中华史》之前，已经出过多部写考古发掘、考古遗址题材
的作品，这部《中华史》和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又有什么关联吗？
答：之前写了十几部田野考古发掘题材的作品，如刚才提到的《风雪定陵》，另外还有《寻找祖先》《复活的军团》《西汉孤魂》《遭遇兵圣》《千古学案》《日暮皇陵》等等，这些作品都是一本书讲一个遗址或陵寝的发掘，除了描述发现发掘过程，还要详细介绍出土或被劫掠破坏的文物。如果有戏剧比如，类似独幕剧，人物、故事、唱词唱腔或布景都是独立的，演完就谢幕了。而《岳南大中华史》则不同，他是一个多幕剧，或电视连续剧，每一幕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或文明，当然也有故事。自人类的起源猿人起，经智人——人——创造文化的人——创造文明的人——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这样一路下来，用发现发掘的遗址遗物或帝王陵寝连成一条线，就是大中华的历史。有人说这个角度比较刁，以前没见过这个写法的，我说，那就对了。以前见过，我还来罗嗦个X。
问：在写《中华史》的过程中，您采访了大量的人和事。我想问的是，你成名之后可能很多人会乐意接受您的采访，在您成名之前或者名气不大的时候，有人会不愿意接受采访吗？被拒绝的时候您是怎样最终突破的呢？
答：这个感觉不是很大，我以前当记者，都是以记者名义采访当事人的，有的人不乐意接受采访，是因为他本身的性格可能就是那样，或者刚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否则都还是很配合的。现在名气大一点了，也不是人人乐意接受采访，有的人观点与你不一致，一听你的名字就扣电话或直接拒绝了。这世间就是这样，有些事不是名气可能解决的。比如我的学长李存葆和莫言都有相似的经历。李存葆在写出《高山下的花环》之后火得不得了，全国老幼皆知，但他到山东某地采写《XX魂》的时候，想查看当地法院的一份卷宗，但无论如何说好话、打保证，法院就是不给他看。没有办法，他只好回到济南，把他的人大代表证拿在手中，重返那个法院，证件一亮，对方只得乖乖把档案搬出来。再如莫言，《红高梁》小说与电影面世后名声已经不小，但他出差还是拿着《中国检查报》的记者证，直到他获诺贝尔奖，有的网友对此提出批评，他才上交了这个证。从侧面也可看出，这个记者证比作家证好使得多。
问：您曾经说过自己不是考古学家，那您在写相关遗址或者发掘过程的时候，会去阅读相关的考古发掘报告吗？你自己能看懂吗？您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类似“专业咨询顾问”的角色？
答：写作这类题材，一是采访，二是看发掘资料，二者不可或缺。多数资料能看懂，遇到一些技术性或专业性特别强的，要请教专家，比如14C这门技术的测年，比如古老的帛书、竹简文字等，没有专家指导是不行的。我是随时向相关专家请教，没有专业的“咨询顾问”。
岳南考察诸城贾悦镇公冶长村的公冶长墓
岳南考察诸城贾悦河西拐庄之北河水系
岳南在昆明北郊龙头村姑子庙考察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问：您在《中华史》中着重写了12个著名的考古遗址，其中哪一个遗址有什么故事是您最愿意跟读者分享的？
答：一，最令我挂怀和放心不下的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最早是1921年安特生博士发现并宣布的一颗猿人的牙齿，当时轰动了整个世界。后来中国的学者裴文中博士和贾兰坡院士，又在周口店相继发现了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共发现四个。这四个头骨化石根据协议放在北京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供科学家研究。结果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后失踪了，至今没有下落。对这件事，贾兰坡院士生前曾提出在20纪纪末“寻找国宝北京人头盖骨”计划，我参加了这个计划，先后花费了十年时间，从日本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到中国可能被藏匿的地方，结果还是没有找到。这是令我遗憾的事，也是不甘心的一件事。算起来，北京人头盖骨丢失已经过去八十周年了，裴文中、贾兰坡等考古学家已经去世多年，但化石还是石沉大海，不知所终。借此机会，希望广大读者能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来，共同寻找北京人化石，使丢失的国宝尽快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以慰先辈们在天之灵。
最后见到“北京人”头盖骨的中国人胡承志先生讲述当年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奉命
转移“北京人”主办经过（岳南摄）
胡承志复原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
岳南与贾兰坡院士在贾老书房
（三院院士贾兰坡临终前始终对丢失的“北京人”挂念不忘，并公开呼吁全人类在新世纪寻找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在美国人手中失踪的“北京人”）
二，
比如说秦始皇陵兵马俑从发现到发掘，其间经过了很多曲折，先是临潼县西杨村的农民在骊山下农田打井发现瓦爷（陶制人头）与断臂，后来又发现了零碎的青铜箭头。一个叫房树民的水管员发现情况后上报，县文化馆派赵康民到西杨村调查，认定是文物，请社员装了一架子车瓦爷残品拉到文化馆修复，一个妻子在临潼文化馆工作的新华社记者叫蔺安稳，到文化馆参观发现了修复的兵马俑，于是写了一篇内参，惊动中央的李先念、姚文元等人，后经江青批示，国家文化局才与陕西方面联系，成立考古队前往发掘，这才有了秦始皇兵马俑坑的横空出世。
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插曲。打井的农民中有一机智多端人，他把挖出的青铜箭头收拢起来，先是埋在土里不吭声，休工后悄悄卖给当地供销社，得了二元一角钱，买了好几包香烟还有其他的东西，后来这批箭头不知所终。卖箭头的这个农民名叫杨志发，后来被传为发现兵马俑第一人。
克林顿一家子跳进了兵马俑坑摆拍
1998年的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时，专门来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并说一定要见一见“兵马俑发现第一人杨志发”。陕西省有关方面得到通知，火速从西杨村请来杨志发，让他穿上新衣服接见。博物馆内官盖云集，场面庞大，克林顿一见老农杨志农激动不已，紧握着老人的手要求给他签名，可老杨没念过书不会写字，平生更没见过这么庞大的官方场面，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只好哆哆嗦嗦地在本子上给克林顿画了3个小圆圈，克林顿见之大为赞叹：“你画了一个圈就发现了兵马俑，这要划三个圈还了得。”
随后，克林顿又问杨志发当年发现兵马俑的感想，杨志发想了想，用右手食指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圈，最后在圈中重重的点了一下。克林顿看了摇摇头表示不懂，通过翻译启发，杨志发解释说：“大圈表示中国之大，重重的点表示中国地下宝藏很多，秦兵马俑只是其中的一点，我只是中国农民的一分子，没有一点特别的。”克林顿听后树起大拇指，连夸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人伟大，中国农民心胸更大。
克林顿走后，杨志发被请到博物馆学习写字，坐在大厅给游客签字盖章，成为明星一样的人物。
岳南（左）与杨志发在秦始皇帝兵马俑博物馆合影
关于考古文学
问：从您当初的《风雪定陵》到《南渡北归》再到《中华史》，我一直有个疑惑，这些作品到底属于什么体裁？它肯定不是学术著作，也肯定不是小说，与报告文学接近但又不完全像印象中的报告文学。您是怎么把自己的作品归类的？当初《南渡北归》曾经落选鲁迅文学奖，是不是与其体裁的“四不像”有关系？据说现在有了“考古文学”这个名称，甚至有了相关组织，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命名？
答：这个品种，用中国规范来说应是纪实文学，用西方语言和规范描述，应叫做非虚构文学。在中国大陆评鲁迅文学奖，我报的是“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项目，当年评选是列为前十名的，后来落选了，据说与体裁无关，而与内容有些关系。有一个山东大学来的评委转告我，如果当年拿第一部《南渡》评选就会得中，三部全上，第二部，特别是第三部，太悲催了，这样的内容无论手法如何高超，都是不能得奖的。至于“考古文学”之类，只是一个小圈子的叫法，并不能代表一个大的文学品种，如当年的“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大墙文学”“打工文学”等等一样，成不了气候，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叫什么文学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文字表现作者眼中的人与事，特别是人民的苦难。
问：您当初上过作家班，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大多数作家一样写大家认为“正文
八经”的小说，而是走上了“考古文学”之路？是因为觉得写小说写不过你们邻县的莫言，才另辟蹊径的吗？
答：是，像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我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剧本，也发表了一些，但都没成气候，1989年由山东武警总队政治部考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那时我的比我高二班的学长莫言已发表《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并引起轰动，而另一位学长李存葆更是早就因《高山下的花环》引起轰动，我思忖再三，也练习再三，认为诗歌、散文、小说、编剧都不是我的强项，唯纪实类题材尚可一试，或与同行争雄，于是开始以纪实文学为业，着手创作《风雪定陵》，现在算来，于兹已三十年矣。每自思惟，盖认为这一样式乃适合自己，于是决定继续沿此小道走下去。
问： 不得不说，与您的考古文学作品相比，《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盗墓文学”一样很火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请问您如何看待盗墓文学？如果和盗墓文学打擂，您有信心获胜吗？
答：前些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说是“厕所文学”，于是有人不满意这种提法，现在我就不再说了。但按文学类划分，一个是虚构的小说，一是非虚构的纪实，二者没有可比性，也就不存在打什么擂台了。不管是什么文学样式，只要能表达作者内心的情感，读者喜欢就好了。
云南大理为纪念观世音菩萨，每年举行观世音大会一个月，俗称[三月街庙会]。这是中央博物院研究员李霖灿先生1940年在3月街上所作的即兴速写。此画作收入岳南《那时的先生》一书中。
问：您如何看待眼下考古热？您如何看待你的考古文学作品和考古热的关系？是您的作品催生了考古热，还是考古热是您的作品更火了？
答：当下的考古热与时代大气候有关系，并不是我的作品催生的，因为中国人要找到自信，就必须从历史中去寻找，历史需要考古学的证实，因而当考古学证实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强盛之后，反过来又催生了今天人们对民族文化复兴的信心。如果说我的作品能火起来，与时代与民族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问：您作为作家写考古，和考古学者写考古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许宏老师说要向你学习讲故事，也写更多畅销的作品，你看过他的书吗？如果和他竞争你有信心获胜吗？
答：与考古学家写考古题材相比，我没有什么优势，因为毕竟是外行，有些事非内行不能通解和透解，我是摸着一些皮毛在写作，而像考古学家许宏老师则是浸在内部写作，他更知道考古的分寸，也更好地把握每一个考古遗址的内容。我只是善于讲一点故事，但故事谁都会讲，只是有些考古学家不讲罢了。说到文笔，我们从小学生就开始练习作文，高中生的语言基本成形了，稍加练习就可写作，因而，如果我与许宏老师竟争，完成是处于败的一方。或许可以说，我写的东西过个十年二十年就过时了，没人读了，而许宏老师写的东西再过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都不过时，所以，你提到许宏老师，我是很佩服的。我愿意在有生之年向许先生学习，那怕靠近一步也好。
岳南随当地考古人员在云南大理苍山考察吴金鼎当年发掘地点（颜竹摄）
问：
《中华史》之后，您还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下部作品是什么，大约什么时间跟读者见面？
答：现在大家看到的《中华史》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粗线条的连接，细的方面和光滑的线条并没有建立起来，如《中华史》中的宋代、元代等朝代就没有描述，这是由于一时找不到适合的有代表性的遗址、遗物来加以阐述发挥，这个工作还要做下去，准备采访考察五十个左右的遗址，以考古发掘的新材料，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文明史有机地串联起来，从形式到内容确实是一部史书的样子，估计整个《岳南大中华史》完成还需要五部或更多，当然最多不超过十部，如此就较为完善了。现在手头还有一部“国立剧专”的稿子在撰写中，估计后年开始，就可转过身投入到中华史的访问写作中来了。要做完这个工作，计划需要五到十年时间，即最晚可在2032年完成。
岳南考察云南蒙自国立西南联大分校旧址
问：您是诸城人，作为老乡想跟山东的读者说点什么吗？
答：我三十岁之前是在家乡山东度过的，1979年毕业于诸城五中，1982年离开诸城贾悦镇西拐庄，到日照武警边防局服役。1985年武警济南指挥学校毕业提干后，又奉调济南，在《大众日报》后边那个院子，即现在的泺源大街1号山东武警总队政治部宣传处工作了八年，为部队做宣传工作，每年都要下部队采访好人好事与官兵的工作情况，有的写成新闻或专题稿件投到报社，除北京的报刊外，更多的是在《大众日报》、《齐鲁晚报》发表，部队领导、同事对我的成长给予很大的关怀，报社的编辑们给予我很大鼓励与提携，如《大众日报》军政部的邢卓越、李瑞成、王兆星等都是我的指导老师，经常给我新闻业务上的指导，使我的稿件能在报上不断发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与同事到青岛武警边防部队采访，得知流亭机场一架客机起飞后前轮甩掉，执勤的武警战士发现后立即报告，塔台指挥立即通知飞机降落，从而避免了一场重大恶性事故。这个事我们写成一篇新闻稿，在《齐鲁晚报》头版头条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尽管这事过去许多年了，至今难以忘怀。
总之，我今天的这点成就，是诸城父老乡亲与部队领导还有新闻界、文学界前辈辛勤栽培的结果，我永远心怀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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